中德翻译专家科赫在中国工作的日子
玛丽娅-夏洛特・科赫女士在80年代和90年代曾在中国生活过较长时间，先是作为一名汉学系的学生去学习中文，后来又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专家去天津任教。89年六四事件后，西方暂时中断了与中国在文化交流等领域的联系，当时主要从事中德翻译工作的科赫也只好转而从事其它职业。回忆起在中国生活的岁月，科赫女士迄今记忆犹新。
德国之声：您是什么时候去的中国？
科赫：我在1978到1980年期间去了台湾，那时我已在大学里学了两年汉学，所以去台湾继续学习语言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于1985年去了上海复旦大学，呆到1987年。1992年到1996年我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派出的专家在天津外国语学院任教。1998年我又在北京做了几个月的培训，之后就再没有到中国去了。
德国之声：在中国的这些年间，您感到中国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
科赫：上海在90年代的变化很快。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我刚到德语系时从德国带了一台电脑，后来还帮德语系从德国买了一台电脑，这也是他们的第一台电脑，因为那时中国的电脑非常昂贵。而一年后，我的先生却在中国买了台电脑带回德国。因为就在这短短时间内，中国市场上电脑的供给和性能都大大改进，价格也很便宜。
德国之声：您觉得变化这么快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科赫：中国人很多，当某个人想到了一个主意或一个产品时，就有很多人去迅速地付诸实践。例如街道的建设等，如果人们决定要做一些改变和更新，就会非常迅速地实现。
德国之声：作为教师，您同中国人肯定有不少接触。您对他们有些什么了解，对他们所关心的事以及对未来的设想有些什么了解？
科赫：我已经有10年没有去中国了，但我和以前的学生们还一直有联系，因此也可以知道中国近年来的发展。90年代的时候，中国的学生们非常希望到外国学习进修或生活。但近些年这种趋势渐弱了。许多人看到中国国内的机会，德国有些停滞不前，而中国国内则有很多发展机会，充满活力。很多以前的学生都回了国并找到很好的工作。
德国之声：您怎么看中国教育体制的发展？
科赫：高考取得高分的人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学生。学业中还要有其它的能力，社会能力、团队合作能力等都是之后工作时需要的，仅有专业能力是不够的。我认为教育体制有些过于呆板，规定过多。像在自然科学领域等需要学习和背诵很多内容的学科，中国学生往往比德国学生优秀。而涉及到独立思考、创新力、反应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中国学生就比较弱。欠缺自学、解决和研究问题的能力。
德国之声：有没有什么人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？
科赫：有，比如复旦大学的一个老师，他在文化大革命时境遇很糟，被送去劳改。后来他在复旦大学与曾经批斗过他的一个年轻人一起共事。他原谅了这个年轻人，还和他保持着友好关系。我觉得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度量-去重新接受一个敌人，甚至和他成为朋友。这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其他还有很多人和事给我印象深刻。我觉得中国人能去面对去适应很不好的处境。比如在80年代的上海，一个房间可能住了5个人，学生宿舍一间房住8个人。这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。
德国之声：中国那时也处于变革时期，当时气氛如何？
科赫：我92年到天津时，仍能感到一些89年运动的残余。学生要接受军事训练。对外国人教学内容也有一些限制。比如，我们不能庆祝圣诞节，不能讲关于圣诞节的内容。教学内容经常变化，我们有一种不安全感，学生也是一样，有一种不信任感。在天津等发展较慢的城市，如果同出租车司机聊天，能知道人们有不少不满。一些企业缺乏资金而停产，工人则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。但也有些人克服了不满情绪，开始自谋出路，比如作个体生意，而另一些人则被动等待。
德国之声：学生们谈论89年的事情么？89年后，复旦大学的首批新生好像要做一年军训。
科赫：是的。但是大家对89年的事谈得很少。我至今也看到，许多人并不知道当时真正发生了些什么事。除了北京外很少有人清楚当时的情况。那时也没有网络等渠道，只有一些官方的报纸或电视媒体渠道。如果不在场，就很难知道那时的事情。政治方面，许多学生即使不是不感兴趣，也至少是不清楚。对民主没有经验，也没有政治经验。
德国之声：人们有没有恐惧感或不安全感？
科赫：这我很难说。85到87年，也有一些小规模学生运动。但我感到，大家对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。对有些人而言，民主就意味着是食堂的饭菜多点选择。对于另一些人而言，民主更多地关系到中国的国内事务，比如对待少数民族、西藏、新疆的方式等等。对于民主的要求是单方面的，汉人要求民主，但是对于少数民族却又不民主。汉族对少数民族有一种骄傲的态度，认为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国人，做的事情是正确的。我曾到过内蒙古，能够感受到一些蒙古族人就有受压迫和不被认可的感觉。我们还去过西双版纳旅游，也有类似感觉。汉族人很骄傲，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根本不了解，也并不真正感兴趣。人们缺乏自省，自己提出的要求，也应当适用于其他人，不能只为自己争取。
德国之声：您会用什么词描述那个年代？
科赫：90年代是"觉醒"与"变革"的时代。天津等城市还比较慢，但北京和上海非常明显。那是觉醒的时期。人们开始尝试，有人开始从国外回来，带来投资等。
德国之声：近年来，中国的经济开始崛起，但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，您在中国的那个年代，主要看到哪些社会问题？
科赫：比如大型国有企业停产，不给员工发失业金。天津也有退休人员得不到退休金而出现过骚乱。潜藏的失业问题是当时的最明显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社会差距开始拉开。有些人变得富有，建了自己的工厂。有些人有 "关系"，其他人则没有，于是开始形成社会差距。而现在的社会差距更大了。希望有所成就的压力从小孩子时就开始了，压力越来越大。
德国之声：作为德国人，您有些什么感受，人们的态度友好吗？
科赫：我在天津时，整个城市大约只有三四十个外国人。有10到20个外国人同中国学生和老师一样住在校园里。天津不像北京和上海有外国人集中的区域。我们很自然同其他中国的同事和朋友一起生活，只是我住的房子可能比较大一点。我认为这很舒服，让人忘掉自己是在国外生活。我生活在小区里，熟悉周围买菜的商贩和店家，和附近的居民也认识，互相打招呼。熟悉之后就有一定的归属感。语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融入其中的因素。
德国之声：在中国的生活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
科赫：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多年。回到德国度假时，我感到自己开始学会不需要很多的钱就能够过得满足。我会想到我的学生们每次搞点庆祝节日时，也就是包包饺子，买些饮料，因为他们也没什么钱，花费很少却很有乐趣。但在德国大家就会组织得很周全，必须要很特别，总是要花很多钱。那种不需要花很多钱就能感到开心，找到乐趣的感觉，我认为特别好。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可能消费比德国还厉害，这也是比较大的区别。
德国之声：您还能回想起初次到中国的情景吗？
科赫：80年代的上海同70年代的台湾有些相似，许多自行车、摩托车，小店，小街道。我从上海机场坐计程车去酒店和学校。街上行人和自行车那么多，我简直觉得计程车快要压着路人了，不过每往前开，人群就分开来，开过以后，人群又合拢了。这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。中国的人之多让我印象深刻。比如等公共汽车。车来了，车里车外都是人，人群一拥而上，而我自己还站在车外。三次挤不上车后，终于才明白，必须去挤才行。这真是与众不同、带些冒险感的经历。
德国之声：您希望再去中国看看吗？
科赫（中文）：我希望明年去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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